关于预防邪教对易感人群侵蚀的几点心理学思考
【摘要】反邪教工作的实质就是反侵蚀、反精神控制。邪教传播者利用邪教易感人群的认知片面、情感依赖、意志薄弱、认知失调等心理特点，通过思想灌输、情感奴役、意志控制等手段对他们进行心灵侵蚀和精神控制。本文提出防范邪教对易感人群的侵蚀，就是要在易感人群形成与邪教思想适配的心理结构之前进行强有力的干预，用社会主义的主流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影响他们，防范邪教组织对易感人群的思想灌输，维持邪教易感人群既有的心理平衡，使得易感人群始终保持适应当代社会要求的心理结构。
【关键词】心理学；邪教；易感人群；心理结构
引言
在医学上易感人群是指对某种传染缺乏免疫力，易受该病感染的人群和对传染病病原体缺乏特异性免疫力易受感染的人群。邪教易感人群是指对邪教传播和宣传缺乏鉴别能力，易受邪教思想感染的人群。对邪教“传染”的免疫能力是后天形成的，一个人一旦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形成了正确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和稳定的心理结构，就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邪教传播的免疫能力。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邪教对易感人群的心理侵蚀就是邪教传播人员人为制造易感人群的认知失调，打破他们的心理平衡，形成易感人群的认知混乱、人格变异和行为偏执。邪教易感人群被打破的心理平衡需要进行心理结构重组，这时候邪教组织通过恐吓、诈骗、虚假承诺、情感关怀等等卑劣手段进行鼓噪宣传，企图让邪教易感人者建立与邪教的歪理邪说相匹配的新的心理结构。新的认知心理结构一旦逐渐形成稳定，一些人就会成为邪教组织的忠实信徒。
防范邪教对易感人群的侵蚀就是要防患于未然，为此我们需要研究邪教易感人群的心理特征，对邪教易感人群进行甄别。走在邪教传播者的前面，用社会主义的主流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影响他们，防范邪教组织对易感人群的思想灌输，维持邪教易感人群既有的心理平衡，使得易感人群始终保持适应当代社会要求的心理结构。针对已经受到邪教传播者部分侵蚀的易感人群，需要在他们形成与邪教思想适配的心理结构之前进行强有力的干预，防止形成与邪教思想适配的稳定的心理结构。本文试图从分析邪教易感人群的心理特征入手，从心理学的视角探讨邪教对易感人群的侵蚀的手段，并尝试提出如何用心理学作为有效工具防范邪教对易感人群的侵蚀。
一、邪教易感人群的心理特征
（一）缺乏科学素养导致邪教易感人群认知片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要求每个人必须不断学习、不断进步才能够与时俱进，紧跟时代的步伐。大多数邪教易感人群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收入少，家庭负担繁重，多数人没有时间（或机会）用于再学习。他们除了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都较低之外，更加缺少科学素养。邪教易感人群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的理解一般处在最肤浅的水平，对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现象、经济现象、文化现象的解释往往表现得很片面，更谈不上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对社会宣传经常处于被动接受的局面。久而久之，他们也就失去了解释社会现象的主动权，更容易接受外来说服和教育的影响。这些人科学精神的空缺很容易被迷信填充，给邪教宣传人员留下了可乘之机。
（二）面临生活困境导致邪教易感人群情感依赖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毋庸讳言，改革开放后，人们眼界的日益开阔，社会思想的越来越多元化，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生活在效率不断提高的同时，社会财富的分配出现了不平衡，居民之间贫富差距加大。处于社会下层的民众感受到很大的生活压力，有的群众还处在贫困状态，面临着生活上的困境和情感上的困惑。一个人在人生遇到重大挫折或者生活面临特殊困境时情感上是最脆弱的，这时候他（她）会产生严重的情感依赖，想拼命抓住救命稻草。一些邪教宣传人员在这时候乘虚而入往往能取得他们意料中的宣传效果。
（三）患有慢性疾病导致邪教易感人群的意志薄弱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给我们指出如下一串触目惊心的数字：近年来，我国以抑郁障碍为主的心境障碍和焦虑障碍患病率呈上升趋势，抑郁症患病率为2.1%，焦虑障碍患病率达4.98%；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49亿，近1.8亿老年人患有慢性病；高血压患者2.7亿、脑卒中患者1300万、冠心病患者1100万；每年新发癌症病例约380万，40岁及以上人群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病率为13.6%，总患病人数近1亿；糖尿病患者超过9700万，糖尿病前期人群约1.5亿。[1]
这些慢性疾病消磨着人的意志，特别是重大慢性疾病，如癌症等疾病给患者和家属带来的打击是致命的，对人的意志力的摧残也是毁灭性的。这些患者特别容易迷信，对一些夸张的、迷信的邪教宣传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最容易上当受骗。
（四）人格障碍缺陷导致邪教易感人群行为偏差
人格是一个人固定的行为模式及在日常活动中待人处事的习惯方式。人格障碍是指一个人明显偏离正常且根深蒂固的行为方式，具有适应不良的性质。人格的异常妨碍了一个人的情感和意志活动，破坏了其行为的目的性和统一性，给人以与众不同的特异感觉，在待人接物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邪教操纵者善于使用强化手段塑造邪教易感人群的这些病态人格，把这些邪教易感人群打造成邪教痴迷者。陷入邪教组织的邪教痴迷者由于从众心理和群体之间相互强化产生共振效应，进一步强化了邪教易感人群的病态人格，由此相互循环，不断强化。而病态人格及其心理模式一旦形成，便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这是痴迷者难以脱离邪教的心理原因之所在。
二、邪教对易感人群的侵蚀的手段
（一）思想灌输：用迷信教义改变邪教易感人群的价值信仰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2]
邪教组织谴责当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对主流文化的信仰。邪教传播人员要求邪教易感者必须毫无疑问地接受他们有选择地呈现的一切现象。邪教易感者被进行各种培训和学习，通过培训和学习向他们产生灌输邪教思想和教义，长期的洗脑让易感人群失去自我，容易接受他人的心灵控制。
为了提高对邪教易感人群洗脑的效果，邪教传播人员往往把邪教打扮成传统宗教,打着传统宗教的牌子，抄袭传统宗教的术语，歪曲传统宗教的教义用来蒙蔽欺骗群众。如“法轮功”邪教就是冒充佛教。“法轮”本来是佛教的法器，是佛教的专用词汇，最早来自印度，佛教借用“轮”来比喻佛法具有摧邪显正的作用。佛教经典将佛陀说法称为“转法轮”，将佛教的发展喻为“法轮常转”。从此，“法轮”逐渐成了佛法的代名词，法轮图案成为佛教的标志之一，并在1956年于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召开的第五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上，被正式确定为佛教的教徽，它寄托着全世界佛教徒崇高的、深厚的宗教感情。但却被李洪志歪曲成“宇宙的缩眼”，成了李洪志可以随意安装在学员腹部的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他胡说什么法轮“可以旋转，正转度己，反转度人”等等，简直荒谬绝伦，实质上同佛教南辕北辙。
邪教组织为了增加说服宣传的效果，通过一系列的手段，无限拔高教主，把教主神话，号称教主拥有超自然的神力，能掌控宇宙和人类的命运，极力打造其高于一切的权威形象。如邪教“法轮功”的教主李洪志，鼓吹自己拥有四大功能，能帮弟子“消病业”，能推迟“地球爆炸”，是宇宙“主佛”。而“全能神”邪教的“女基督”，则自称为宇宙中的独一真神，创造宇宙万物，人类的一切祸福都由她决定。这些邪教，一方面引诱信徒，若能听从教主的指示行动，则能受其神力保护，避祸得福，满足了信众求身体健康、平安、家庭幸福、甚至“圆满”、“上天堂得永生”等心理；另一方面，则通过谎言骗局、发毒誓、恐吓等手段，使信徒对背叛教主产生恐惧心理，从而建立了教主的绝对权威，为心理暗示效应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二）情感奴役：用虚情假意迷惑邪教易感人群的饥渴心灵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生、老、病、死是人间常态，人们在生活中难免遇到不如意事，甚至会遭受重大的情感打击。例如久病不愈、家庭不和、事业受挫、人际困境、寂寞孤独、死亡恐惧等。邪教传播人员通常会关注那些从别的地方刚搬来的或近期遭受到过重大创伤和损失的人。这些人感到孤独，并渴望获得理解会使得这些人容易接受陌生人的帮助。他们在人生遇到重大挫折或者生活面临特殊困境时出现了情感的脆弱期，处在情感脆弱期的他们在认知能力减弱的同时，对周围的人产生严重的情感依赖。当问题迁延日久，无法靠自身力量走出困境时，一些易感人群总会寻求外在的帮助，有的人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而接受邪教的宣传。招募成员的过程是潜移默化的，有时需要几个月才能建立关系。事实上，超过三分之二的邪教信徒都是由朋友，家人或同事招募来的，其邀请难以拒绝。一旦进入邪教组织，信徒们就会接受各种形式的洗脑。有些会自然而然地去模仿邪教成员的社交行为和遵从邪教组织的命令规定。[3]
邪教传播者会利用思想和行为控制手段，尽可能减少邪教易感者与外界之间的往来。这些手段实际上可能加重邪教易感者已有情感中的不安全感，鼓励他们为了自身及情感需求而完全依赖邪教组织。时机成熟，邪教传播者就要求他们与非组织成员的任何朋友或亲戚断绝关系。这进一步导致邪教易感者在身体上和心理上的隔离，实际上恶化了心理上的焦虑和抑郁，这也是最初邪教吸引易感人群入教的原因。焦虑和抑郁可能会演化到让人感觉难以逾越的强度，这让邪教易感者感到压抑而产生更强烈的情感依赖。[4]
一方面，邪教传播人员把他们从家庭、亲戚、朋友等社会关系中孤立起来；另一方面，邪教传播人员用一系列手段刻意地制造奉承、拥抱、贺卡、抚摸等“温暖人心”的方式让易感者感受到集体的温暖，感受到被“领导”关爱。法轮功头目李洪志组织易感人群集体练功，在集体练功氛围的反复渲染和暗示之下，易感人群获得了一种归属感，深感自己就是“大法徒”的一员。邪教用得最多的词不是“我”而是“我们”。李洪志在“讲法”中，随处可见“我们”一词，“我们学员……”、“我们弟子……”。当人们听到“我们”这个词的时候，易产生一种归属感，以为自己跟对方关系非常密切，从而造成一种被“关怀”的错觉。
集体环境在满足易感人群归属感的同时,也构成一种仪式感,角色带入感和集体氛围的压力。如法轮功练功场所独特的环境布置，易感者之间的言行举止，以及盘腿而坐的种种形式，也给易感人群造成了一种“修炼”的氛围。这种无形的练功集体氛围也是李洪志借助于环境暗示易感者、激发易感者动机的重要方式。否则迫于环境的压力，如果某人与集体氛围不一致，其内心就感受到与环境不协调（可能会被归入另类）的压力。
邪教传播人员还通过强化负罪感等手段控制易感人群最基本的情感，如使他们对过去的错误以及世界上存在的罪恶感到难过和自责，相信自己应当对此负有责任，从而强迫其接受时间更长、更艰苦的工作。许多邪教团体采用忏悔的方式，强制其易感人群暴露内心秘密，并把他们的忏悔内容记录了下来，若易感人群产生了与邪教头目相反的思想或行为或宣称要离队，邪教头目就会用他们的忏悔内容恐吓、威胁易感人群的家人和本人，以此来牢牢控制易感人群。在其强大的心理暗示下，易感人群渐渐地相信一切都是命运或神的安排，只需把一切交给“师父”或“神”即可。没有选择就没有烦恼，客观上会促使他们放下之前纠结难化的“心结”，产生原来如此的“顿悟”，心理上有所放松。当他们相信只要按照教主的要求去做，一切必然有好转，在这样的心理预期下，安慰剂效应启动，必然引起部分人身体的相关反应，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其身心症状的缓解。身心症状的缓解被解释为神的力量，进而使易感人群越滑越深，最终成为邪教的信徒。
（三）意志控制：用捏造恐惧摧残邪教易感人群的身心健康
许多邪教易感人群属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范畴，因缺乏自信心和尊严感而感到自卑。他们或是贫病交加、事业不顺、生活窘迫却又无力改变现状的“现实弱势群体”，或是精神寄托普遍缺失，心理状态极不健康，缺乏科学思想指导的“心理弱势群体”。这些邪教易感人群往往在现实社会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包括难以应对自己身体上的病痛折磨和心理上的焦虑抑郁,于是他们就把希望寄托在其他非常途径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邪教传播人员还通过捏造“世界末日”等谎言引起易感人群的恐惧情绪，如邪教“全能神”宣称：“世界末日的时候，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都要死，只有三分之一信神的人才能活下来。这三分之一信神的人将拯救人类，使人类走上无争执、无贫穷的生活”。“全能神”散布世界末日的目的就是利用了人们对安全的需求，诱使其产生恐惧心理，从而，便能蛊惑人们“信全能神才能得救”，以“通往天堂的户口本”、“登上诺亚方舟的船票”等确保“安全”的假设来拉人入教。
面对自己身体上的病痛和心理上巨大压力，面对自己现实的和心理上的弱势现状，面对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邪教易感人群渴望得到慰藉，渴望舒缓焦虑，渴望寻求出路。邪教传播人员和头目通过许下几乎不可能实现的诺言来满足易感人群在任何地方都无法得到的需求。这些需求可能包括“金钱无忧、心静如水、身健体康、长生不老”。邪教传播人员正是利用了人们对心灵慰藉的渴望，把易感人群一步一步地拉向邪教组织。
（四）行为诱导：用人格失调打破邪教易感人群的心理平衡
认知失调就是当你做决定、采取行动或者遇到跟你原先预想的不一样的信念、情感或价值观后引起内心冲突所体验到的一种心理状态。提出认知失调理论的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1957年，费斯廷格和他的学生混进了一群邪教信徒当中，通过观察这些信徒们的行为对他们的心理进行研究。这些邪教信众被告知在某一日会有大洪水到来，毁灭整个世界，而他们的守护者会驾着飞船来解救他们，带他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为此很多坚定的信徒辞了工作、变卖家产，安心地等待这一天的来临。
当预言中毁灭之日到来的时候，世界安然无恙，既没有洪水也没有飞船，按道理说这些信徒们应该幡然醒悟，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某些信众的信仰反而更加坚定了。对此费斯廷格和他的学生提出一个认知失调的假说：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有维持自己的观点或信念一致性的需要，以保持心理平衡，如果人们的观念出现了前后不一致或相互矛盾时，也就是出现了所谓的认知上的失调，这时人的心理出现紊乱或不安，于是很可能放弃或改变一种认知，迁就另一认知，以恢复调和一致的状态。如果某人十分相信一件事，并且在信仰的影响下采取了不可挽回的行动，那么最后即使他看到证据显示自己的信仰是一个错误，这个人很可能也不会消沉下去，反而会产生更坚定不移的信念。[5]
邪教易感者一旦原有心理平衡被打破，他们就会对邪教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性，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认知混乱、人格变异和行为偏执。在邪教组织的诱导下，邪教易感者建立新的心理平衡，一些人就会成为忠实的邪教信徒，并且绝大多数思想都十分顽固，其对邪教的痴迷程度令人吃惊。如“法轮功”人员会说“法轮大法”是宇宙至高的“真理”，人间法律是归它管的；会说修炼“法轮功"能“治百病”；会说“做好人”能“脱离苦难、升天圆满”；会说媒体报道的“法轮功"人员因病致死、精神失常、围攻闹事、自杀自焚、杀人害命等都是政府“捏造”起来陷害“法轮功”的，“法轮功”很快就会得到“平法’’等等。他们的是非观颠倒，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是“法轮大法"，因而一般人根本无法与之对话。
三、用心理工具防范邪教对易感人群的侵蚀
全国各地反邪教组织和团体在帮助邪教易感人群信徒摆脱邪教的洗脑宣传和精神控制方面积累了许多非常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本文从心理学的角度提出用心理工具防范邪教对易感人群的侵蚀的几条建议供参考。
（一）平等介入：好的情感关系胜于千万句说教
防范邪教对易感人群的侵蚀就是一场与邪教宣传的争夺战。对于心理状态比较理性的人，我们可以从晓之以理开始入手进行说服教育，但是，那些已经接受邪教思想宣传的易感者往往并不能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自己是社会的“精英”和“优秀分子”，他们肩负着向社会上其他人传播“优秀文化”的责任，他们是不会轻易接受别人的教诲的。他们的心理状态已经非常感性，有的甚至比较偏激。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从动之以情着手，首先建立一种好的情感关系。平等介入是我们帮助易感人群时必须具备的基本心态。帮助易感人群不能急于以权威或指导者的身份向对方进行规劝或提出建议，如果一开始就以一个权威的姿态同易感人群展开辩论，批评邪教的观点，那么邪教易感者通常会关闭他们心扉，因而也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帮助易感人群只能以一种平等的心态，虚心地与易感人群对话、沟通，试图去理解他们，建立有效的交流途径。
（二）保持谦卑：充分尊重和理解胜过批评和教育
心理学告诉我们：当人们受到批评、感到尊严受到威胁时，他们的精力就都用到反驳批评、维护尊严上了，根本没有精力去思考批评者的观点，也没有可能学习和发展。人类的个性需要爱，也需要尊敬，人人皆有一种内在的价值感和尊严感。人本主义心理学强调对他人的理解与尊重，给予邪教易感者充分的尊重和理解，才能促使他认真地反思自己、勇敢地面对自己的问题。伤害了一个人的尊严，你便永远失去了那个人。因此，当你爱一个人、尊敬一个人时，你也建造了一个人内在的价值感和尊严感，而且，你亦同样地得到来自于他的尊重和敬爱。
（三）学会倾听：善于倾听有时比善于说话更重要
倾听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它可以让人获得智慧和尊重，赢得真情和信任。最有价值的人，不是那些能说的人，而是那些最善于倾听的人。用心倾听他人的声音，就是对对方最好的关怀和体贴。人难以改变别人的想法，但是能够赢得对方的心。懂得倾听，有时比会说更重要。耐心倾听传递的是我们对邪教易感人群真诚的态度，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关心和尊重。只有让邪易感者确切感受到的关心和尊重，才能让邪教易感者逐渐开始接受我们的帮助；只有耐心倾听的姿态才能打开邪教易感者的心扉，才能让他们谈论个人内心的一些想法，表达个人一些内在的痛苦。
当邪教易感者已经在情感上完全接受了我们，在我们倾听的同时，我们也赢得了与他们沟通与交流的机会。只要他们能够心平气和地开始听我们说话，改变邪教易感人群的主动权就转移到了我们手中。在转变易感者思想的过程中，我们不要试图为邪教易感者提供确定的答案，而是尽自己的可能为他们提供知识和参考，使他们自己得到自己满意的答案。一旦他们觉悟到邪教思想对自己的危害，就会鼓起勇气与邪教决裂。
（四）心理帮扶：灵魂深处的陪伴和滋润强于物质帮助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7月20日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摆脱贫困首要并不是摆脱物质的贫困，而是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扶贫必扶智，治贫先治愚。贫穷并不可怕，怕的是智力不足、头脑空空，怕的是知识匮乏、精神委顿。脱贫致富不仅要注意富口袋，更要注意富脑袋。”
对于在生活上遇到困难的邪教易感者，给予一些物质上的帮助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在意识上、在思想上也要给予必要的帮助和教育。让邪教易感人群生活在积极向上的社区环境当中，用周围人的正能量感染和影响他们，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植成他们思想的沃土，根除邪教易感者邪教思想扎根的土壤。
在现实生活中，有时我们发现一些已经被我们争取过来的邪教易感人员在转化之后又反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没有预料到转化之后需要重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困难，有些人因而选择了重新接受邪教的精神控制，像鸵鸟一样把自己的头埋在沙里，不去面对现实，不想自己为自己负责，从而避免了许多生存的焦虑和困惑。因此，一方面，我们通过生活扶贫，从根源上消除意识贫困和思想贫困的土壤，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实行心理帮扶，通过对邪教易感人群灵魂深处的陪伴和滋润实现彻底改变他们思想的目的。
邪教易感人群摆脱邪教的精神控制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同邪教决裂也并不意味着生活从此生活美满，没有问题。摆脱精神控制，获得心灵自由意味着要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要自己对自己承担责任，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可能会产生新的痛苦、焦虑和不幸，这时候他们更需要来自社会的关怀和帮助。
安徽省芜湖市是首批全国社会心理服务试点城市，芜湖市在利用社区心理服务对邪教易感人群的帮扶方面做了一些积极的探索。在实践中芜湖市提出了心理服务援助模式，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心理援助给邪教易感人群提供心理陪伴、心灵滋润和思想影响，化解他们的心理负担，帮助他们重新建立社会支持系统解决生存的焦虑和困惑，进而使他们重塑生活信心，重新发现并创造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五）榜样示范：榜样示范通常比口头说教更有用
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3月18日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人格要正，有人格，才有吸引力。亲其师，才能信其道。要有堂堂正正的人格，用高尚的人格感染学生、赢得学生，用真理的力量感召学生，以深厚的理论功底赢得学生，自觉做为学为人的表率，做让学生喜爱的人。”[6]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话虽然是在教师座谈会上针对教师讲的，但对指导我们反邪教工作也有借鉴意义。邪教易感者不仅仅会听大家怎么说，他们还会观察大家怎么做。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一些已经被帮扶和转化的邪教易感者重建回归社会，我们需要在他们重建的人际网络中为他们树立一些行为上的榜样，帮助他们更好地重新塑造自我，更快地恢复正常人的健康生活。已经被转化的邪教易感者还能够帮助我们去影响其他邪教易感者，他们的现身说法往往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帮助邪教易感人群改变思想观念，恢复健康的生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真诚和轻松，自然地展现自己，同时最好能有一个开放的心态，避免一切形式主义和刻板的作风。我们可以借助现代科学的成果为反邪教工作提供服务，比如用心理学的工具帮助自己了解邪教易感人群的心理特征，从心理学的视角分析邪教对易感人群的侵蚀的手段，用心理工具防范邪教对易感人群的侵蚀。对邪教易感人群的实行精准帮扶，使帮扶工作做到有的放矢，以帮助邪教易感人群摆脱邪教的精神控制，重新找回心灵的自由。
（作者系安徽省芜湖市反邪教研究中心研究员 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学系副教授）
